往大了说，日本厚生劳动省是“保险+服务”，荷兰卫生、福利及体育部是“保险+服务”。

　　我国目前不具备卫健与医保整合的实际条件。往小了说，保险业办医院某种意义是试点。

　　笔者感触：保险业办医院，不同于普通民营医院或混合所有制医院。从什么逻辑解释呢？

　　请看医保方面：大病保险、惠民保的出现，见证了医保敞开眼界，与商保逐步打通衔接。

　　再看卫健方面：保险业办医院，需要公立医院医生的广泛支持，政策利他，同时是利己。

　　笔者感触：一个合理、合法、合规的保险业办医院浪潮，需要政策部门做政策实践调整。

　　实际允许并事实鼓励公立医院医生赋能保险业办医院，符合卫健部门又好又快推进医改。

　　从风险预判及未来度量看，一些公立医院医生广泛地参与多点执业，有利能力锻炼发挥。

　　跳出本文主旨，笔者观察到两个现象：共同点是都体现了政策措施对市场平衡发展支持。

　　一则现象是：

　　1965年后，以日本生命为代表的保险公司开始进行改革，提高营销员进入门槛、建立并完善培训体系。寿险需要与公司签订委托合同，在保险公司接受2-4个月的专业培训，培训期间需通过险协会销售资格考试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通过专属代理人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超过90%。到2015年，营销员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重已降至59.4%。保险经纪（insurance agency）占比13.7%、银保渠道占比5.5%，其他渠道占比也小幅提升。银保渠道占比提升归功于2000年以后监管的放开，保险经纪占比提升在于市场发展成熟，更加细分和多样化。

　　另一则现象是：

　　1970年，FDA专门为仿制药开通了审评路径，生物等效性试验也成为评估仿制药与对照药一致性的标准。70年代末期，FDA又开始尝试允许一些安全有效性熟知的、1962年以后批准的药品的仿制药申报时使用文献新药申请（paper new drug application），允许仿制药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引用文献数据。新生的“药品福利管理组织”（PBM）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而且早期反对仿制药替代的APhA也在1971年站出来号召各州废止反替代法。1984年秋，Hatch-Waxman法案终获得通过，FDA批准仿制药终有了法律依据，与此同时，反替代法在各州也被悉数废除，仿制药的全面替代终于铺平了道路。1984年，美国有150个专利到期的品牌药没有仿制药，而就在第二年，FDA收到了1050项新仿制药申请。2016年之后，美国仿制药市场呈现出萎缩的态势。为了增加仿制药的申报积极性，近年以来，FDA又开通了仿制药竞争疗法（CGT）的新审评通道，鼓励开发竞争不充分的产品，并对授予CGT资格的仿制药给予180天市场独占期。除此以外，FDA还在探索统一仿制药评估标准，寄希望于申报资料在ICH范围内互认，以降低申请人的开发成本，增加仿制药的申报。

　　笔者感触：

　　一是（专属）代理人渠道单靠市场力量不好干，（发展）仿制药单靠市场力量也可能失灵。

　　二是当前代理人渠道遇到了“困难”，仿制药价格遇到了“困难”，这些“困难”很有价值。

　　三是从“困难”走出来，找准价值及价值规模，对上述两个行业必须做、紧迫做、重要做。

　　四是保险业办医院也有类似道理。与公立医院医生合作，不是任何人的危险，是一道成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