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70亿人，按发病率1%左右（这是大致可靠的数据）计，最坏的结果（即未加任何人工干预的结果）是，约7000万人发病，即全球最坏情况将出现7000万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者。

　　注意这里提到的发病率不是感染率，当基于1%的发病率而计算共有7000万人发病时，意味着全球所有人均已感染或处于感染的风险之下，在此种情况之下，才是7000万人因出现症状而变成发病人群。

　　这7000万发病人中，死亡率按1%(这也是比较可靠的数据），最坏的结果，约70万人死亡。

　　这便是新冠疫情的最坏结果。

　　但是，目前各国统计的确诊人群中，有许多人只是无症状的核酸阳性者，实际上这类人不能称为流行病学上的发病人群，只能称为感染人群。所以，以各国每天公布的确诊人数而预测发病人数，进而预测死亡人数并无流行病学上的意义。

　　这里的重点是，最坏情况的7000万发病人群有约20%会转换为重症，而这需要消耗极大的医疗资源，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。新冠疫情引发经济危机便从这里开始。

　　由于对最坏情况的7000万人转换为重症的恐惧，各国只能依据自己的国情和国家意志而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有的以不顾经济代价的一刀切的限制所有人活动的政策，有的以边隔离边工作的政策，有的根据病情增长而适时调整隔离范围的策略。这些策略的最大不同是经济后果，而不是疫情后果。因为疫情的最坏后果，已如上述。

　　而经济后果，尤其是疫情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，到底走向何方，对世界各国分别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，到底会死多少人，比疫情的走向更难预测得多，基本上是一个先天注定的结果，是一个国家基因决定的结果。

　　而经济危机死多少人，大抵是一个政治、社会问题。至于政治社会问题死多少人，是不会被政治家纳入统计数字的，政治的更替本来就是以死人为代价的。

　　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悲剧之一。

　　来源公众号：刘晔律师